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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仪谋在电影改编的时候,就明显照顾到了观众的情绪,把悲痛的结局终止在凤霞之死上,让观众在蕴含希望的同时,也有时间和经历,对稍早之前的悲剧进行反思。
而反观冯晓刚对《温故一九四二》的改编,密集地展示悲剧,唯恐观众不能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些悲惨的事实。
在电影院内,把悲剧强迫地灌输给观众,而不予其反思的时间,将故事片拍成了教育片,于是这部电影只好在优裕的时间里慢慢欣赏和回味,而不宜在电影院里观映和咀嚼,因此它的叫好而不叫座本来就在情理之中。
最后,从人性上说,对人性的彻底否定,只能引起观众的反感,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可以大量描写非常时期的人性之恶,因为文字可以通过间接的语言蕴含褒贬,带动读者对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做出客观评判。
但对于一部影片来说,没有纯粹善良的真实人性展现,无疑是十分吃亏的。在整部影片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
比如瞎鹿为了粮食偷偷卖自己的女儿,拴柱以两块饼干为诱饵,目的在诱奸东家的女儿。花枝之前不为了粮食顺从少东家,之后又因两块饼干而称愿跟栓柱睡觉,似乎只是因为当时的饥饿程度还不够,老范这个人物戏份最多,实际上最平面,他的性格像一张白纸。
总之,没有一个人符合道德的要求,这可能是非常时期的事实,历史应该如实地记录,也可以这样真是的表达,唯独故事片做这样的展现,是非常不明智的举措。
因为观众对于故事都具有良好的期盼,把这种期盼打碎,无疑是同观众的情感认同为敌。
归根结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冯晓刚就是太不拿观众当一回事了。
之前在和媒体的对话中,冯晓刚在回答《一九四二》为什么叫好不叫座的时候,就曾说过:“观众不是我的上帝!我拍电影从来没有媚过谁,觉得有意思,想拍就拍。观众和导演是朋友的关系:我拍电影给大家带来笑声及愉悦感,观众给我信任感,是平等关系,没有谁必须要买谁的好。”
这种论调无疑错了,因为导演一定指盼观众的票房,但观众不一定非看导演的作品不可。
《一九四二》就算拍的再好,观众们也没有非看不可的义务。所以冯晓刚在“贺岁档”的时段,用血腥挑战观众的底线也好,制造彻底的悲剧也好,不给观众以人性的希望也好,看上去是他的硬气,实际上却是置自己于观众的对立,最终一赔再赔。
宋铮今天过来,本来没想着帮冯晓刚分析,《一九四二》为什么不讨观众的欢心,可既然他问了,宋铮又是个直肠子,也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话说完了,宋铮是痛快了,冯晓刚却陷入了沉思。
过了好半晌,冯晓刚抬起头来,看着宋铮,突然笑道:“真是没有你看的明白,路TM走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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