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多。

　　虽然过去的教育界总说中国学生是“小皇帝”、“小公主”、“垮掉的一代”，但从日后的汶川救灾、索马里远征，还有在非洲和南美的海外工程队来看，这些“小皇帝”、“小公主”在长大之后似乎并不缺乏吃苦耐劳的素质，更是有着开创新世界的勇气和决心——虽然主要是为了赚钱，而非什么更高尚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篇《中日夏令营较量》里边，能够在蒙古大草原上负重十五公斤连续急行军一百公里的人日本小学生，等到二十多年之后的历次福岛核危机之中，却完全没有出现他们勇敢坚定同赴国难的坚毅身影，最后还得要黑帮到处绑人去辐射区卖命……

　　但是，杨教授的话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事实上，这种抓主要矛盾的思路，不仅可以用于治校，也可以用于治国。我曾经接触过几个朝鲜‘脱北者’，现朝鲜当局基本上是这样的执政思路：他们那边的当权者似乎认为，老百姓的主要任务就是工作，其它一切事情统统都要靠边站——按照平壤当局的命令，无论是学生、工人还是职员，全国所有人几乎在每个星期天都要参加义务劳动，基本没有真正的假期，天天忙得昏天黑地，连睡觉都来不及。这样一来。自然就不会有闲暇去胡思乱想什么民主和自由之类的复杂问题。所以只要老百姓还有一口吃的，就轻易不会上街闹事，更不可能有造反的念头……”

　　听了这话，王秋顿时感觉自己的世界观为之一变，现这世上确实有很多事情非常符合这个道理——回想当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还有北非中东闹自由民主运动，把卡扎菲上校赶进下水道里打死的时候，虽然这些地方老百姓的日子确实是不怎么样，但还也没惨到吃不上饭穿不起衣，上无片瓦、易子而食的程度，譬如利比亚人就有免费住宅。埃及人也有廉价大饼供应，仅仅要活下去还是不难的。

　　可是，明明日子还没有糟糕到活不下去的程度，他们为什么还是揭竿而起了呢？新闻媒体对此有着各种靠谱或不靠谱的解释，从普世价值到民族性格都应有尽有，而按照杨教授的理论。出现这种状况的关键因素就是失业人口太多，并且有关当局缺乏对这些社会闲散人员的管束，居然没有搞全社会性的强制劳动，让老百姓塞了一肚子怨气又闲得没事干，自然是串联的串联，上街的上街，造反的造反。最后就全乱了。

　　相反，按照朝鲜的做法，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特大号的集中营，让老百姓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拼命干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个休息，自然也就没工夫胡思乱想，哪怕把物质生活条件压低到极限都不碍事……由此看来，美国政府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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