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研究成果，将其转化为先进技术并开发出优质产品。”

　　傅松本来对远景研究中心的科研模式沾沾自喜，按照他的设计，远景研究中心把基础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排在了后面。

　　在他的固有观念里，中国的科研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过于急功近利。

　　普通人觉得基础科学看起来离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

　　而绝大部分科研人员只是为了发（养）表（家）论（糊）文（口）而研究，只要能发出论文来完成了考核，评上了职称，过程如何根本不重要。

　　于是，中国科研界的拿来主义盛行。

　　国外有什么新概念、新方法，拿来改头换面一下，就可以水一篇论文。

　　比如那个四十岁还单身的正经女人、号称学术女神的颜宁，发了无数高水平论文，但实际上她的解结构在方法原理上没有创新，使用的电镜技术也不是她发明的，在科研思想上更谈不上有什么贡献。

　　她的科研模式就是找了一个新对象a，用花费巨额外汇买来的电镜，首次解了它的结构，把结果发到s。

　　下次再找个新对象b，解结构，发论文，循环往复，只要有新对象，率先解出结构，就能发文章。

　　这种重复性科研有什么用？纯粹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嘛！

　　这种人还特么的想当院士？滚犊子去！

　　当然，科研的功利性不能由研究人员来背黑锅，当整个社会都呈现功利性的时候，要求科研不功利就是耍流氓。

　　从研发补贴的分配、研究机构的管理、到企业的研发，到处都充斥着金钱有关的考核指标。

　　如果你准备憋个大招，放个大卫星，不好意思，等待你的也许是研发经费短缺、非升即走、35岁优化、末位淘汰，以及长期处于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生活质量。

　　即便你都这么惨了，还会有人偷偷把你的成果改个作者后上报给管理者。

　　其实，研发目标考虑收益是正常的，毕竟生物都有趋利性，但国内科研短视化严重，且恶性竞争、无道德竞争普遍存在，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风气下，自然都倾向于从事难度低、收益快、收益高的方向。

　　正因为知道这些问题，傅松才想在远景研究中心建立一套自认为更为合理的科研管理体系。

　　但听了郭孔晖的话后，傅松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是道和术的关系。

　　基础研究是道，是大树的根，而应用研究是术，是大树的树干。

　　没有基础研究做支撑，应用研究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但如果没有应用研究带来的利润反哺，基础研究就无法永远长成参天大树，甚至胎死腹中。

　　“冷战结束后的这两年，美国政府大幅削减了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贝尔实验室副总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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