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涵是等黄彬讲完，才道：“我们的史书错漏的地方很多，西方并不承认。”

　　黄彬道：“我们的史书记载是一代代记录下来的，是很确凿的证据。就算是有错，那也要西方拿出同时代可信的证据来证明我们错了。据我所知，西方目前拿不出来。”

　　黄彬转向郭开贞道：“特别是敦煌的文书，我们要尽量想办法追回来，而且现在不能再遗失了。那些文书与我国的历史相印证，能够说明很多问题。而且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从德国到我国都是一个文化系统，好处有很多，这个不用我来讲。无非就是一个以谁为中心的问题。让历史说话就行了。”

　　话题到了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

　　郭开贞实际上搭建了一个如何贯通东西方哲学桥梁，而黄彬给出了具体如何贯通的一种方法。而且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实际上，领袖已经在马恩哲学之后，利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构建了属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哲学，如果再算上黄彬今天提出来的史学和经济体制学说，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东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

　　这也是领袖没有反对的原因。

　　吴涵本人是什么态度，很难说清楚，但是他动了不少推波助澜手脚。郭开贞则很技巧地进行了调和，哪一方都不得罪，都不影响他为双方进行宣传和下一步的研究。所以要说高人，郭开贞才是真正的高人。

　　剩下的时间，主要是讨论殷商时期存在人殉制度，为什么是封邑时代，而不是奴隶时代。

　　黄彬认为既然一个时代的起源要提前一两个时代，那么人殉制度也会推迟一到两个时期。殉葬制度到了世家时代已经不用人而是用俑。后来有一两个事件，也非常少。

　　在殷商之前的墓葬因为工具的落后，一般都埋藏浅，容易被破坏，所以发现就少。而且因为化为了泥土，也不被人重视。但是还是可以通过土质和泥土的颜色不同进行区分。这需要更加精细地对土壤进行化验和保护技术。

　　而商朝之后，不用人殉，也说明商朝是奴隶制度特征的晚期了。

　　再就是，对于古代对于奴隶的称呼，那就是没有称呼。古籍记载的民、士、姓都不是指底层人民，而是指封邑主，最差也是家臣。是到了商鞅时期，解放了奴隶之后，才把一部分从事农业的奴隶，叫做农，把一部分取得身份的叫做农民。而在《商君书》中，凡是单独提到民的，都不是指农民，而是指封邑主。

　　而在封邑主时期，封邑虽然是社会的主流经济模式，但是出现了类似于现在的“公司”制度，就是家臣制度。家臣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自主权，所以才会发生三国分晋的现象。除了家臣，还有逃到封邑之外，不受封邑主管辖的野人，他们已经不是奴隶，而且人数不少。而这

　　请收藏：https://m.zhxs6.com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