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榷场商品滞留产地，积压废弃，货币不来，使国库虚空。禁榷原本为控制商贾，补充国用，到头来却出现了离开商贾经营便束手无策反受其制的局面，没有流通，哪来的收入，财政依然困难。

　　政府虽说可以用超经济的力量来左右经济或打击商贾，如蔡京推行的新盐法，至使商贾数十万盐钞一夕作废，那些豪商瞬息破产。但在官府和商贾的较量中，总是两败俱伤，最终把损失转嫁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受苦的依然是老百姓。

　　以上只是其中一部分，便可看出宋代官办“公司”的面貌，大家可能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低价占有原料和产品，近乎无偿地征调工匠、厢兵、农民、船工等劳动力，又不惜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费。销售靠强迫老百姓认购，粗劣不堪的商品得不到改进。即使经营亏损，也可用硬性提高价格的方式，将这些亏损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掩盖其经营失败的真相。

　　超经济的掠夺，有时还能聚敛一些货币，造成‘厚利’的假象，而这种厚利越大，即意味着非法剥削越严重，对社会经济所起的破坏作用亦愈加深重。蔡京的乾坤大挪移导致了宋的经济机会崩溃，民怨沸腾，王黼也看出了这点，上台后立刻改了蔡京的作法――废除了榷务司，大奸臣一下变成了人皆称颂的‘贤相’，可见其毒害之深。

　　宋代也不乏有识之士，欧阳修就曾对此种政策分析说，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国家利益，就不能禁榷太专。必须与商贾共同经营，流通才不会阻滞，剥夺商贾利益之谋愈深，则国家利益损害愈大。想把十分之利皆归于公，就会亏得越多，十不得三。不如与商贾共图利，倒可以十得五。所以大国之善经营者，应‘不惜其利而诱大商’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由市场调节物价

　　赵柽在离开西北之前，为了吸引流民，增加人口，利用东南民变大肆宣传西北的富饶，招揽了以十万计的流民奔赴西北。以他当时所想，只要以缴获的粮食，加上结余的军粮便足以帮助流民度过粮荒，屯垦政策实施后，开垦出大片的土地，到了秋收之时，便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完成自给自足。

　　但人算不如天算，王黼等人趁自己离开，遣人到西北扩公田，导致政策难以完全执行，熟地大片撂荒，荒地得不到开垦，产生了巨大的粮食缺口，可如今府库空虚，靠政府根本无法救济，而如果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便会酿成更大的混乱。

　　如今赵柽只能从外地购粮，但各级政府手中又无钱，皇上又下旨免了西北农民两年的赋税，以示皇恩浩荡，唯一能抓钱的地方就是商税.而最大的商税来源便是盐税，而如何能吸引到大批盐商到西北，又换来应急的粮食变成了头等大事，也是考验他们执政能力的第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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