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的。”吴俐回忆道:“后来过了两年我才回过味来,他那时候应该是需要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帮手。”
当时的吴俐年纪不大,资历也浅。说是参与项目,其实自始至终都徘徊在外围,从没有接触过核心。
“我要做的就是一些观察性研究,研究对象是一群——”她斟酌了一下,用游惑他们容易理解的方式说:“大脑受过非典型性干扰的病人,就跟你们两位的状况一样。”
她指向游惑,又指了一下秦究。
“那批病人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跨度很大。我以为是项目组征集的志愿病患,用来研究新的治治疗方法。”
最初,吴俐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她每天认真记录那些病人的状况,仔细观察着每一个共同点和不同点,笔记寄了十来本。她虽然接触不到核心研究,但时不时会问一声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度。
她断断续续地跟了两年,终于意识到一些问题。
“先是病人的身份。”吴俐伸出一根手指说:“我最初收到的资料有每个病人的基本信息,身高体重年龄等等,其中包含了职业,写得五花八门。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资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病人大多是部队出来的。”
“那时候我还能说服自己,军人的奉献精神比较强,在志愿者里占大多数也可以理解。但后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吴俐伸出第二根手指:“我观察对象有增加。”
“最初只有6个人,四个月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增加到了14个,之后六个月里多了2个。第二年突然静止,没有新的病人加进来。”
“观察对象增加为什么算问题?”于闻有点好奇。
吴俐说:“因为样本是很重要的东西,在一个研究周期内,样本变化是大忌,会直接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一般就算要增减也是一个周期结束,得到了阶段性结论之后。”
“况且增减也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四个月加8人,六个月加2?这种加法太乱了,毫无规律。”
于闻“噢”了一声,差不多明白了。
吴俐又伸出第三根手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项目中途更换过地方。”
“什么意思?”游惑问。
“大概第5个月左右,大伯通知我换了一处实验室。到第二年年初,又换过一次。最后一次直接搬到了国外。”
当初的吴俐感到奇怪,这种搬迁已经算得上频繁了。
“而且两年下来,所谓的治疗方案几乎停滞不前,至少我没看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吴俐说:“我当时隐约觉察到,整个项目都有一点问题。比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们更像在躲什么东西。”
就好像……一边保护那些病人,一边躲避着什么。
“搬到国外之后,我就没再继续参与了。”吴俐说,“但因为那些疑惑和问题,我一直查找相关的资料,也格外注意大伯的情况。三年下来也有了一点眉目——十多年前,我大伯作为医学方面的专家顾问,参与了某个联合研究项目。结合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就是这个筛选性质的考试系统。参与的主要开发人员既有国内专家,也有国外的。我曾经见过合照。”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像人工智能突然有了接近于人的思想。出于惩罚或者自我保护的原因,它干扰了一些人的大脑记忆,我的那些观察对象就来源于此,他们不记得任何与系统相关的事情,这就导致大伯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有点无从下手。”
“我后来发现,大伯这几年其实很紧张。因为曾经的主创人员频繁有人出事,我一直在想,是不是那些人也被系统拉进来了。小杨有跟你们提过我和她是怎么被拉进来考试的么?”
游惑点头:“在你大伯家。”
“对,从他书房出来的时候。”吴俐说:“我后来一直在想,会不会是系统拉错人了。它想拉进来考试的不是我和杨舒,而是我大伯。我俩只是撞在枪口上了。”
“不一定。”游惑说:“也许它想拉的是你和你大伯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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