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分配、战斗部署等方面,一向更看重5连;这当然要让战斗力与5连近乎比肩的6连感到不公平。然而,如今营长已经牺牲了,在副营长与教导员之间,6连长王双龙还是感觉吴子健对军事行动的把握更有分寸。
比如教导员今天早些时候匆匆做出的明天发兵黑石崖的决定,换成副营长吴子健,恐怕就不会这么蛮干;即便他也选择动武,却至少要召集一次军事会议,针对黑石崖来一个沙盘推演,待部署周密后,才会下令出兵。
“你打算怎么做?”王双龙索性问提出动议的8连长:“瞒着教导员去给河口村报信?”
魏鑫插话在先:“当然得瞒着,否则教导员怎么可能同意把人派到河口村去?”
鲁大江则压低了嗓音,对两个人讲起了8连指导员此前奉教导员之令前往河口村送信的详情。8连长认为,吴子健副营长从前在军事主张上就屡屡与教导员意见相左,如今营长牺牲了,从理论上讲,林师二营的军事指挥权目前应落在副营长的身上。或许,吴副营长本人也正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根本就对教导员要求他带5连回撤的命令无动于衷,而让8连指导员给刘树带回了一颗软钉子。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几个怕是要夹在副营长和教导员中间,左右为难了!”王双龙毫不掩饰自己的倾向:“要我说,不如我们直接请求吴副营长本人马上赶回红星峡来主持军事,否则,一旦教导员对我们几个下达了军令,难道我们还能抗令不遵?”
“抗令不遵”四个字,重重地砸在了另外两个连长的心头,让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在红军被迫从苏区撤退出来的长征途中,曾经兴起了几次军内部的大肃反和大清洗。当时,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就是在接到审查其人的命令时,试图以军务紧急等理由加以拒绝,结果,被扣上抗令不遵的帽子,甚至还未开始审查,就被审查人员直接逮捕枪决了。对此,参加了长征的王双龙和鲁大江记忆犹新、心有余悸;魏鑫虽然是陕北红军,却也颇有耳闻。
“好,大龙,就依你的主意!”魏鑫对6连长说到:“我们派人连夜出发去河口村,向副营长讲明利害,要他赶紧回来——河口村那边,暂时有李天林指挥足够了——明天我们几个,早晨起来就分头开始整理自己的部队,尽量磨蹭拖时间,不给教导员过早集合队伍的机会。”
“我们……派谁的人去河口村?”
鲁大江有些尴尬地问到。毕竟,这种瞒着教导员去向副营长通报的行为,看上去有些“政变”的意味。
三个连长一时都沉默了:如果顺利还好说,一旦出现意外,那么报信的人出自哪个连、哪个连的连长无疑就是最大的获罪者。
王双龙咬咬牙,盯着鲁大江说:“老鲁,我没别的意思啊!你的人对红星峡到河口村的这段山路,是最熟悉的了,往返起来肯定最得力。我看,就派两个你的战士去吧。但是我和老魏都声明在先,这个责任,我们三人共同承担!”
魏鑫当即举起一只手向天,表示完全同意。
鲁大江没吭声,从地上拾起了作为酒杯的搪瓷缸子,王双龙和魏鑫见状也跟着照做,三人的缸子又碰在了一起,但这一次,他们都没有即刻就端到嘴边喝酒,而是互相一遍又一遍地对视着,直到从彼此的眼神当中看见了决心和信任,才再一次一饮而尽。
“我想了一下,事关重大,你不能派普通的战士前往,最好派两个排长或班长;”魏鑫向8连长建议着:“而且,我们最好不要让他们送口信,以防误传。”
王双龙一拍自己的大腿:“对!我们这就写封信,封好了口,交给送信的人。还有,老鲁,你一定得找靠得住的部下,千万不可走漏了消息,要是让教导员知道了,就麻烦了。”
不料,王双龙话音刚落,却听小木屋的门发出一声巨响,一个声音随即在被踹开了的门的外面吼起:
“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让我知道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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